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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，外婆就让我去买一瓶“南昌八度”——本地一种啤酒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：这顿有啤酒烧鸭吃了。 外婆烧的啤酒烧鸭有多香呢？大人围桌坐，我凑在旁边夹几筷子，跑去玩，等再回来，碗里连块鸭皮都不剩。 后来外公去世，外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病，我再没能吃过她做的啤酒烧鸭。 江西小炒。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长大之后，我在北京工作。味觉，往往是最晚被带走、也最难被替代的东西。我开始遍地苦寻家乡菜。 有一回，我和朋友骑车七八公里，在一个下沉广场的角落，找到一家江西人开的小店。一推门进去，一股干燥又带着烟火气的辣椒香直冲鼻腔，呛得人眼睛发酸。 我一瞬间被拽回多年前南昌街头的小饭馆。 它们大多藏在居民楼里，或在临街的底商，店名通常是“XX烧菜馆”“XX土菜馆”“屋里味道”。老板们不讲究店名好不好听，在他们心里，好吃才是王道。味道到位了，客人自然会找上门。这些小饭馆，大多是夫妻店。店面不大，屋里简单挂着一盏暖黄色的电灯，木色方桌整齐摆放，四条长凳围合，桌面上铺一层薄薄的塑料布。地面总是湿湿的，带着潮气，过道窄得只容一人通过。 收银台旁通常立着一台老式大冰柜，里面塞得满满当当，全是老板清早从市场淘来的新鲜食材：藜蒿、腊肉、香芹、辣椒、鱼头……墙上挂着一块手写白板，黑色水笔歪歪扭扭写着菜名与价格。食客可以照着黑板点菜，也能看着冰柜随意搭配，主打一个现点现炒。写在黑板上的菜单。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 性格爽朗的女人在前厅，拿着小本和圆珠笔忙着点菜、结账。男人守在后厨，手中的锅铲与铁锅碰撞在一块，脆响利落，灶头上的猛火呼呼作响，满屋子都是辣椒炒肉爆香后的味道。 等到一盘盘带着镬气的小炒上桌，大家聚在一起大声聊天、说泡（南昌方言“吹牛”），酒杯碰撞在一块，桌上的男人个个喝得面红耳赤。在这里，没人在意嗓门大小，也没人觉得吵闹，所有的情绪，都被这一口热辣兜住。 早些年，光顾这些小餐馆的，大多是邻里街坊。这两年，南昌街头突然冒出许多主打江西味道的新店。店门口排着长队，叫号机一个接一个喊号，塑料凳坐满了人，讲着带有各地口音的普通话。就连那些藏在居民楼里的苍蝇小馆，也冒出了不少拉着行李箱来吃饭的游客。 我们江西小炒，是真火了。 临近新年，我找到几个在外地开江西小炒的老板聊了聊。他们都来自江西省乐平——这座地处赣北、紧邻浙赣交界的小城，被外界称为“江西小炒之乡”。 在他们的讲述中，江西小炒并不是突然火起来的。 故事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说起。当时的乐平市鸬鹚乡，没有工厂企业，也没有什么特色种植，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，一年到头收入少得可怜。年轻人想要养家糊口，只能背井离乡。 在那时，村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挤上绿皮火车，涌向浙江、福建的工厂和工地。巨大的人口流动，带来了味道的迁徙。江西人嗜辣如命，一顿离了辣椒，人就没了精气神。可浙闽一带本地菜偏清淡，工地上干了一天重活，端起碗来，总觉得嘴里少了点什么。 消息传回江西，想吃什么指一下，现炒现卖。那时一盘辣椒炒肉不过两三块钱，米饭管够。工友们下班成群赶来，或坐或站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卸下一身疲惫。十几年过去，最早一批在外开饭馆的江西人，凭着一口铁锅、一把锅铲，闯出一条生路。他们开着小轿车返乡，在村里盖起三层高的小洋楼。同乡亲友看在眼里，也想加入，亲帮亲、邻带邻，一传十、十传百。就这样，江西小炒在异乡的街头巷尾，一铲一铲地炒开了。 食客们在老饭馆门口排队。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家在鸬鹚乡的吴长华，也是在那时一头扎进了江西小炒大军。 在此之前，他跑过短途货车，给人拉沙子、拉砖头、拉水泥，起早贪黑一天跑两三趟，一个月除去家里开支，几乎攒不下钱。2008年，小儿子出生，家里多了一张嘴吃饭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他看着家族里的叔伯、同乡，靠着江西小炒在外站稳脚跟，而自家那栋三层楼房，只简单刷了白墙，没贴瓷砖，连几件像样家具也没有。 那一年，二十九岁的吴长华决心搏一把。他揣着从亲戚家借来的四万块钱，路途远、途中损耗大、进货成本高，品质和货源都稳不住，有时候菜还没运到就已经蔫了。在江西小炒饭馆，新鲜的食材整齐地码放在冰柜里。受访者供图去年四月，他听说乐平和金华搞起了蔬菜集中直运试点，把刚摘下的蔬菜直接装车、一路直达，专门供给当地的江西小炒门店。没有层层中间商加价，也没有反复装卸带来的损耗，菜更新鲜，价也更实在。 吴长华期待着，有一天，他在台州的店也能收到来自乐平的新鲜直供蔬菜，让那些常年来捧场的老表们能吃到更地道的味道。这些老乡从附近厂里过来，进门就喊“老表”。吴长华炒菜，他们在外面等，等着等着就聊上了。聊家里的事，聊厂里的事，聊这盘菜炒得有没有家里的味道。后来老乡带着本地人来，吃一次便成了回头客。开张不到一年，2008年年底，他就还清了那四万块借款。 吴长华告诉我，这些年，他和妻子每天除了睡觉，几乎都泡在店里，一天十七八个小时是常态。好在生意慢慢做下去，日子也慢慢松快起来。 开业没多久，一对年轻的江西夫妻来到他店里，想当学徒。吴长华留下他们，男的在后面配菜，女的在前面端盘子。从那以后，他炒菜的时候，你帮我带点鱼，我帮你带点肉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有时候鱼头没了，隔壁店借一个。隔壁店辣椒不够了，送过去一把。都是这么过来的。” 吴长华每年都收徒弟、带新人。表弟程国珍就是他带出来的徒弟。 在店里，表哥教他挑选食材、切菜备料，从打下手开始，慢慢上手掌勺。“别的行当摸不透，还是这一行最踏实。”程国珍就这样学了一年，2016年，在宁波奉化东郊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店。 周边工厂林立，一百四十五平方米的店面，不算大，但干净、敞亮。店名是程国珍自己琢磨的：忆家江西小炒。 “感觉取这个名字，会让人比较共情。在这边打工的，江西、湖南、贵州、安徽的都有，大家都是外地人。有时候想吃点家里热腾腾的饭菜，就来我这里吃。” 程国珍觉得自己没什么烧菜的秘诀，程国珍从中午忙到晚上，等收拾完打烊，他站在店门口。月亮很圆，街上很安静，他想起自己小时候，没有手机，和发小拿着月饼跑出去玩，疯够了再回家，大人在柴火灶前炒菜，他就围在灶边看，帮忙添把柴。火光映在脸上，菜香飘满屋子。 有人劝他留在浙江，他不听。在他的计划中，自己会回到乐平市，买个商品房，陪着三个孩子留在老家念书。 江西小炒能闯出江西，这些店老板付出了不少代价。 三年前，乐平人朱国强在台州玉环市下属的镇子开了一家江西小炒。老人和三个孩子留在老家，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能见个面，学校里的家长会，他也没去过几次。平时一闲下来，夫妻俩就坐在店里给孩子打电话。 一开始的经营也不顺利。刚开始，他做的菜偏辣，不少浙江当地人吃不惯，再加上手艺还没完全成熟，生意有些“水土不服”。每回见客人点的菜剩在桌上，朱国强就发愁。“没办法，只能慢慢调整。”后来，他跟妻子商量，店里客人来，先问对方能不能吃辣，是哪里人。“比如湖南人爱吃香辣，贵州人爱吃酸辣，浙江当地人吃得清淡，就少放盐。一点点适应。” 朱国强也较过劲。 他的小饭馆里，桌上总是摆着几罐传统的江西小菜，霉豆腐、柚子皮、萝卜干、咸菜，都是他腌的。有人一进店，看见那罐霉豆腐眼睛就亮了。不点菜，先舀一勺，就着热饭，一口下去，满嘴都是小时候家里饭桌的味道。朱国强不收费，也不多说话，只是不断把空罐填满。 靠着这样的勤奋和心思，江西小炒慢慢长成了一片产业。据江西省商务厅2025年11月发布的数据，全国江西小炒门店已超四万六千家。这一规模，接近蜜雪冰城中国内地门店总数。 这些店像一种隐秘的路标：指向的不是美食，而是一群人离开故土后，仍试图把日子过下去的方式。 2023年，就是朱国强开店那年，浙江义乌的一场音乐节上，当台上嘉宾问“义乌的特产是什么”时，台下观众竟异口同声回答：“江西小炒！”藏在居民楼里的小饭馆。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“我们现在在网上都出名了，客流量也跟着好起来了。”相比刚入行时，朱国强从容了不少。 吴长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他告诉我说，现在新人入行，打出去的名字就叫“江西小炒”，不会再有其他名字。“因为大家看到这块招牌，就会联想到现炒、实惠、好吃。” 但很快，老板们也意识到：火爆之后，这门靠手艺和良心的小生意，正被流量和低价裹挟。 有人砸钱做品牌、做营销，靠低价和线上优惠来抢客流。对于那些不做外卖、只守着线下生意的传统夫妻店来说，竞争压力不小。店铺也越开越密，朱国强在的小镇上，就有七八家江西小炒。 我也去过南昌近两年新开的小有名气的连锁店。有些菜端上桌是热的，吃进嘴里却是整齐划一的味道。不知道是不是在刻意迎合“江西人超能吃辣”的标签